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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在汉武帝为巩固封建统治而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政策的年代里，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渐趋沉寂，许多作家或皓首穷经，或歌功颂德，其作品多显得思想贫乏或流于一般。唯有司马迁超世拔俗，格调独标，以他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成一部彪炳千古、辉耀百代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和文学著作，这就是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从而开创了纪传体史学和传记体文学的光辉范例，也奠定了司马迁在史学和文学领域中的独一无二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约前87年)，龙门(今陕西韩城)人。他的一生基本上是与汉武帝相始终的。
司马迁生在一个有治史传统的家庭中，他的先世都是周代的史官。其父司马谈是汉武帝时的太史令，学识渊博，见闻颇广，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写过一篇《论六家要旨》，把春秋、战国以来的百家之学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并逐一对这六家的思想进行评述。对于前五家，司马谈多取分析批判或排斥的态度，而对道家则多所褒扬，并作了更多的肯定，认为它兼有各家所长而无其所短。司马谈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在《论六家要旨》中表现出的敢于与正统的儒家思想相抗衡的批判精神，对司马迁的人格发展与思想成长，无疑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幼年时司马迁跟父亲住在家乡，“耕牧河山之阳”，后随父至长安，曾就师于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 ，
司马谈作为朝廷史官，有接触“天下遗文古事”的方便，曾立志要撰写一部为“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作传的史书，但一直未能如愿。公元前110年，司马谈去逝。临终前，他嘱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激动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职为太史令，便开始为《史记》的撰写搜集材料，准备写作条件。约在公元前104年，他正式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作者简介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随后他就开始撰写《史记》。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编辑推荐

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古代一部兼具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的名著。这部杰作，千百年来已成为学人们作文之典范、学史之津梁，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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