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是道家著作，传为战国时期楚国隐士鹖冠子所作。原著一篇不分篇，后世因内容而分篇，最终定为十九篇。“无为”理论亦是《鹖冠子》阐述的一大主题。在道家“无为”理论指导下提出了“帝制神化（影响了张湛神惠论）”的政治观点。
作者不详，《汉书·艺文志》称作者是“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应劭《风俗通义》佚文也说:“鹖冠氏﹐楚贤人﹐以鹖为冠﹐因氏焉。鹖冠子著书。”《鹖冠子》一书大多阐述道家思想，也有天学、宇宙论等方面的内容。《汉书‧艺文志》着录一篇，列之于道家清人王人俊辑《鹖冠子佚文》一卷。
唐代柳宗元作《辩鹖冠子》一文，认为此书“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遂论断它是伪书。自是以来，《鹖冠子》是伪书几成定论。由于柳宗元的影响力，敢于发声为其翻案的几乎没有，后世多认同此为伪书。近代学者吕思勉指出：“此书词古意茂，决非后世所能伪为，全书多道、法二家论，与《管子》最相似。”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有学者研究发现，《老子》乙本卷前的古佚书有里不见于别书而与《鹖冠子》相合的内容，证实了《鹖冠子》是战国时著作。证明此书并非伪书。确属黄老一派道家著作。重要注疏（近）方勇《子藏·道家部·鹖冠子卷》

鹖冠子战国时期楚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因为他平常总爱戴着一顶用鶡的羽毛装饰着的帽子，大家就给他取了一个别号叫鹖冠子。
鹖冠子发挥道家天道哲学与人君南面之术。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知识都在不停地变化，人要不断地学习，国家要靠大家来治理。“举贤任能”，“废私立功”是他的主要思想，他提出废除封建，设立郡县，建立法制等主张。这些新颖的提法在当时是很进步的。后来，鹖冠子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思想写成了书，按照当时的习惯，书名用作者的名字叫《鹖冠子》。由于他的书思想进步，文笔雄健，瑰丽多采，很快便传遍全国，深得后人喜爱。南朝的文艺理论家刘勰，唐朝的文学家韩愈，宋朝的文学家陆佃，明朝的文学家杨慎，李贽等，都给予《鹖冠子》非常高的评价。

关于宇宙生成的理论。《鹖冠子》说:“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约。约决而时生，时立而物生。”“莫不发于气，通于道，约于事，正于时，离于名，成于法者也。”(《环流》)认为“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天者，气之所总出也”(《泰录》)。元气是天地万物的本原，天本身就是气。
唯物主义元气论。吴光肯定《鹖冠子》对古代哲学的贡献，主要是它继承发展了老子哲学的“道”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元气”理论。其观点是:(1)《鹖冠子·环流》描绘了作者理论体系中的宇宙生成论。这个宇宙生成论，比《老子》的宇宙生成论要更复杂、更具体了，对“气”的认识也更明确了。(2)《环流》还把空虚无形的东西就叫“一”，包含一切的东西就称为“道”，形成有形的万物的东西就是“气”，“气”与“道”相通就构成了万物的不同种类。这里的“气”，是对一切具体物质存在的哲学概括。(3)《环流》又把“气”分为阴、阳两类，阴气与阳气的性质不同，但它们既对立，又统一，只有二气相和，才能产生万物。(4)阴、阳二气，是最高一类的“气”;天、地二体，是最广大的形体。天地也是由阴阳之气运动变化构成的。(5)“元气”论的提出。《泰录》说:“故天地成于元气，万物乘于天地。”这个“元气”，是最精细的物质，是“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也即构成整个物质世界的本原。《鹖冠子》的“元气”论，则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
谭家健说:在哲学上，《鹖冠子》发展了战国中期以来的元气说，其自然观具有某些唯物主义因素。《环流》篇中阐明了“形名”之学的哲学基础，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鹖冠子》还强调，自然规律是可以为人们认识的，《备知》篇开宗明义地说:“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是道家企图解释宇宙的蓬勃朝气的反映。《鹖冠子·环流》的宇宙生成模式“一→气→意→图→名→形→事→约→时→物”。

《彝族天文学史·巴宾天文学家鹖冠子》说:《鹖冠子》中，阐明天文学内容几乎篇篇皆有，所以《通志》说他是“知天文者”。在先秦的文献中，不仅尚未发现专门论述天文的著作，即使片言只语的论述，也很稀少。《鹖冠子》包含有丰富的天文学内容，是很珍贵的。只是除掉关于斗柄指向的论述以外，尚未有人作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1)用斗柄指向来判断四个季节。《夏小正》用斗柄的指向来判断两个特定的月份，而《鹖冠子》用斗柄指向来判断四个季节，并且总结得是如此简明扼要，几乎成了人人都能记诵的谚语。就这点来说，它在我国古代文化上的影响是很大的。《鹖冠子》所说的春夏秋冬的指向，具体说应是正月指寅、二月指卯、三月指辰等等，也即夏历二、五、八、十一月指向正东南西北。《鹖冠子》的说法与战国秦汉时的十二月斗建的说法相一致。也即这斗柄指向，正适合于战国秦汉时的天象。在先秦文献中，只有《夏小正》和《鹖冠子》二书载有以斗柄指向以定季节的方法。鹃冠子是宾民，属古氏羌族系统;《夏小正》为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夏民族的传统文化又与古西羌族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看来，我国古代以斗柄指向定季节的方法，是起源于古氏羌族的。周天文学中从未见到过有以斗柄定季节的记载，甚至在《礼记·月令》中，也没有丝毫的痕迹可寻。大约在战国秦汉时代，才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因此，以斗柄指向定季节，是夏羌民族的特点。在凉山彝族地区，至今仍然保留着这一古老文化传统。
2)关于天体的结构和运动的知识。《鹖冠子》中有关于天体的结构和运动的知识，它说:‘旧不瑜辰，月宿其列，当名服事，星守弗去，弦望晦朔终始相巡。瑜年累岁，用不鳗鳗，此天之所柄以临斗者也。”这段文字比较难懂，大致的意思是说，太阳总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各月都在预定的辰次中运动，月亮每天住宿在一个星宿之中。只有恒星之间的相对位置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日月每运行到期一个辰次或星宿，便办理它们所需要办理的事情。因此便有弦望晦朔终始相巡和瑜年累岁的变化。这就是老天让北斗临制四方运乎四时的道理。
3)关于恒星的观察。在《鹖冠子》中，有多处谈到恒星问题。《天权篇》说:“春用苍龙，夏用赤鸟，秋用白虎，冬用玄武。”这是中国古代对于二十八宿按四个方位将它们分成四组的名称。简称四陆或四神。这四神的名称与战国末期传统的称呼相一致。《天则篇》说:“中参成位，四气为政，前张后极，左角右钱”。注曰:“张南方之星也，极北方之星也。”角东方之星也，钱西方之星也。”这就是说，在给这四组星区分方位时，是以参宿中天时，角亢等七宿位于左方，即东方，所以称为东方苍龙;而奎娄等七宿则位于右方即西方白虎;张即张宿，为南方井鬼等七宿代表;极则指北方斗牛等七宿。所以《鹖冠子》说是“前张后极”。斗牛等北方七宿位于赤道之南，而井鬼等南方七宿位于赤道以北，这种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这一称呼的颠倒，早已为人们所注意。由于上古定季节时是依斗柄指向来的，夏季斗柄指南，冬季斗柄指北;南方炎热尚朱色，北方寒冷尚黑色;太阳位于井鬼等宿时为夏季，位于斗牛等七宿时为冬季。所以便将井鬼等称为南方朱雀，斗牛等七宿称为北方玄武了。由于观看时面北，靠近极星，所以称后极。《度万篇》说:“凤凰者，鹑火之禽，阳之精也;麒麟者，玄格之兽，阴之精也。”由于鹑火是南方的星次，所以属阳;玄格是北方星次，所以属阴。由鹃冠子的这段话以看出，他是熟悉十二星次的。十二星次的名称大约在战国时代才突然在汉文史中出现，并且名称大都难以理解。
4)关于历法的零星知识在《鹖冠子》诸篇中，经常记载有关于历法的零星知识。例如，《王铁篇》说:“第以甲乙，天始于元，地始于朔，四时始于历。”这就明确地记载了战国以前历法中早就包含有气、朔、干支这三个基本要素，并且证实了至少在战国末期的历法中，在推算历法时就已设有历元。也就是说，四分历中章茹纪元的结构早已形成了。
5)关于八风的学说。《泰鸿篇》有“散以八风”的记载。八风之说是历法中八节的原始形态。关于记载二十四节气名称的文献，以往人们只见到《吕氏春秋》有记载，便认为二十四节气可能首先发明于秦国。现在《鹖冠子》中也有发现，则以往的论断也就需要修正。
《鹖冠子》：“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作为黄老道家学者，鹖冠子继承了老庄道家的社会批判精神，指责战国末年的社会是“浊世”、“过生于上，罪死于下”(《鹖冠子·度万》)。过生于上是‘“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牵时谁世，造下蔽上”。以至于“百姓家困人怨”(《鹖冠子·近迭》)。强烈批判统治者“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的他，采取遁隐的方式以示抗争。他的批判，表明他对现实的关注，他的隐居并非冷漠无情，而是在探求一种社会理想和治理社会的范式。
鹖冠子理想的社会是:“化立而世无邪，化立俗成，少则同济，长则同友，游敖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爱，祸灾同忧，居处同乐，行作同和，吊贺同杂，哭泣同哀，欢欣足以相助，怪谍足以相止。”(《鹖冠子·王鈇》)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同呼吸共命运，互助互爱的至德之世。
回到现实，周天子与诸侯之邦的国君都是世袭的，不可能个个都是圣人或贤哲，因而根本不能在治理社会与管理国家方面收到好的效果，有的甚至弄得十分糟糕。对手这种状况，鹤冠子从其理想社会与理想国的思想出发，必然会产生出一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他说:“圣人存则治，亡则乱。……今大国之君，不闻先圣之道而易事群臣，无明佐之大数而有滑政之碎智，反义而行之，逆德而将之，兵油而辞穷。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哉!……主知不明，以贵为道，以意为法，牵时桩世，遣下蔽上，使事而乖，养非长失，以静为扰，以安为危，百姓家困人怨，祸孰大焉!”(《近迭》)对现实社会的这种批判，有可能是鹤冠子对楚国政治生活的真实感受与反思。
如在《近迭》中隐喻，偌大一个地大国富、民众兵强的楚国却被秦国打败，其主要原因正在于:国君昏耽不明，骄滋轻敌;谋臣以“滑政之碎智”“遣下蔽上”，致使贤人不能见用于时。“夫乱世者，以粗为知造意，以中险为道，以利为情。若不相与同恶，则不能相亲。相与同恶，则有相憎。说者言仁，则以为诬;发于义，则以为夸;平心而直告知之，则有弗信。故贤者之潜乱世也，上有随君，下无直辞;君有骄行，民多讳言。故人乖其诚能，士隐其实情，心虽不说，弗敢不誉;事业虽不善，不敢不力;趋舍虽不合，不敢弗从。故贤人之于乱世也，其慎勿以为定情。”(《著希》)国君昏耽骄溢，谋臣专政，贤人被翔，必然导致上层政治生活一片浑浊。
它有根据战国晚期的社会形势，特别是楚国的政治状况而发挥黄老之学，着重阐明统一天下之道和“君人南面之术”它以《老子》的“道论”为哲学基础，明确提出“泰一者，执大同之制”，强调刑名、法术也是本于道，同时又主张举贤授能、动武用兵，反对专任法制，宣扬厚德隆俊。总之，它有意识地综合了黄老之学的思想成果，同时在综合的基础上较好地将诸家学说融合在黄老之学的理论体系之中，并且每每还有较为深刻的理论阐发。
在黄老之学的发展史上，它在阐述黄老之学的基本理论的明晰性和深刻性上非常有贡献。例如其《世兵》篇中一段：水激则旱，矢激则远。精神回薄，震荡相转。迅速有命，必中三五。和散消息，孰识其时？至人造物，独与道俱，纵驱委命，与时往来，盛衰生死，孰识其期？俨然至湛，孰知其尤？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祸与福如纠缠……一目之罗，不可以得雀；笼中之鸟，空窥不出。众人唯唯，安定祸福。忧喜聚门，吉凶同域。失反为得，成反为败……至得无私，泛泛乎若不系之舟。能者以济， 不能者以覆。天不可与谋，地不可与虑。
这段文字集中体现了道家学派不为物累，任其自然的旷达人生观，不少警辟的词句，曾为贾谊《鵩鸟赋》所吸收。《鶡冠子》中另有一些篇章也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例如《博选》篇：君也者，端神明者；以人为本者也；人者，以圣贤为本者也；圣贤者，以博选为本者也；博选者，以五至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则佰己者至；先趋而后息，先问而后默，则什己者至；人趋己趋，则若己者至；凭几据杖，指摩而使，则斯役至；乐嗟苦咄，则徒隶之人至矣。故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亡国与徒处。
这种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尊重人才，礼贤下士，提倡博选的用人思想，时至今日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文章层次清晰，推论严密，纲目井然，有条不紊。难怪就连唐代散文大家韩愈也特别赞赏这“五至”之说。
《鶡冠子》的篇幅和体制都不大，最短的《夜行》篇仅有 135 字，比起宏篇巨制的《庄子》来，已别是一种模样了。之所以会如此，除了作者个人爱好、创作条件和成书方式与《庄子》不同等种种原因之外，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与《庄子》有异则恐怕是一重要原因。在艺术上，《鶡冠子》直接继承了《文子》、《黄帝书》而有所发展，显示了楚散文由语录体向论说体发展的演进过程和最终成就，同时，它又继承了楚文学的传统和受到了兴盛于当时的辞赋和纵横家说辞的影响，因而有着多方面的艺术表现，为秦汉散文和汉代辞赋的发展都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每每可见超乎其上的“奇言奥旨”；却往往不乏出其右的独创之处。它反映了楚文学发展至战国晚期的散文创作状况，显示出先秦文学向秦汉文学演变的某些特点，对中国文学在秦汉时代的发展也有所影响。

《鹖冠子》中记有赵武灵王﹑赵悼襄王﹑庞焕(似为庞煖之兄)﹑庞煖等的问答﹐可推知其为战国晚期人﹐书的写定当在战国末甚至更晚的时候。
《汉书‧艺文志》著录《鹖冠子》仅一篇﹐《隋书‧经籍志》则作三卷。唐韩愈《读鹖冠子》云十六篇。宋陆佃作注﹐序云十九篇﹐今传陆注本即为三卷十九篇。清以来学者多认为今本是《汉书》所录道家《鹖冠子》一篇与兵家《庞煖》两篇合成。至于今本三卷分十九篇﹐可能是原本篇下有节﹐后遂各自成篇。较近的注本有1929年出版的吴世拱《鹖冠子吴注》。杜甫、陈子昂、刘勰等人不仅以鹖冠子自喻，而且对《鹖冠子》一书博辩宏肆的文辞、天下大同的政治主张也称道不已。
唐柳宗元作《辨鹖冠子》﹐以《鹖冠子》为伪书﹐许多学者相信此说。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老子》乙本卷前《经法》﹑《十六经》﹑《称》等佚书﹐文句以至思想都有与《鹖冠子》相合之处﹐证明《鹖冠子》不伪﹐确属黄老一派道家著作。此外﹐《鹖冠子》和《国语‧越语》等书也有共通的地方。
陆佃说鹖冠子“其道驳﹐著书初本黄老﹐而末流迪于刑名”。《鹖冠子‧学问篇》以道德﹑阴阳﹑法令﹑天官﹑神徵﹑伎艺﹑人情﹑械器﹑处兵为“九道”﹐可知作者以黄老刑名为本﹐兼及阴阳数术﹑兵家等学﹐这正是黄老一派道家的特点。研究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鹖冠子》有重要价值。《鹖冠子》又是兵书﹐《汉书‧艺文志‧兵书略》云该书可入兵权谋一类﹐赵悼襄王三年(前 242)﹐庞煖率军击败燕军﹐杀其将剧辛。《鹖冠子‧世兵篇》记载了战国末年这次著名的战役﹐该书在军事史上也有重要地位。
楚地的黄老道家，在晚周时与阴阳术数进一步密切结合。楚国的鹖冠子， 其学以黄老为本， 而其著作以 “阴阳” 、 “天官”等与“道德”相提并论，就是一个例证。这样的人物到汉初还有，《史记·日者列传》所载楚贤大夫司马季主可以为证。以前我们已经谈到， 《鹖冠子》 成书甚晚， 在汉文帝时的长沙，鹖冠子一派道家正在流传。贾谊所作《鵩鸟赋》和马王堆帛书的性质， 都说明了这一点。 这也就是说， 以楚国为中心的南方道家传统，在当地继续存在。
此书历代著录，篇数颇有异同。《汉志》道家， “《鹗冠子》一篇。楚人，居深山，以鹗为冠。”《隋/唐志》皆三卷。《四库》所著录，为宋《陆佃注本》，卷数同。《提要》云“此本凡十九篇。《佃序》谓韩愈读此称十六篇，未睹其全。佃北宋人，其时《韩文》初出，当得其真。今本<韩文>乃亦作十九篇，殆后来反据此书，以改<韩集>。此注则当日已不甚显，唯陈振孙《书录解题》载其名。晁公武《读书志》则但称有八卷一本，前三卷全同《墨子》，后两卷多引汉以后事；公武削去前后五卷，得十九篇。
殆由未见《佃注》，故不知所注之本，先为十九篇欤。”按《汉志》只一篇，韩愈时增至十六，陆佃注时，又增至十九；则后人时有增加，已绝非《汉志》之旧。然今所传十九篇，皆词古义茂，绝非汉以后人所能为：盖虽非《汉志》之旧，又确为古书也。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四、第十五诸篇，皆称庞子问于鹗冠子，第十六篇称赵卓悼之借字。襄王问于庞暖，第十九篇称赵武灵王问于庞暖；则庞子即庞暖，鹗冠子者，庞暖之师也。全书宗旨，原本道德，以为一切治法，皆当随顺自然。所言多明堂阴阳之遗。儒道名法之书，皆资参证，实为子部瑰宝。
《博选》第一此篇言君道以得人为本，得人以博选为本。
《著希》第二此篇言贤者处乱世必自隐，戒人君不可不察。
《夜行》第三此篇言天文地理等，皆有可验。 “有所以然者：然，成也。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成功遂事，莫知其状。故圣人贵夜行。”夜者，暗味之意。第十九篇“《阴经》之法，夜行之道”，同义。《管子·幼官篇》， “若因夜虚守静”之夜，亦当如此解。
《天则》第四 此篇言“天之不违，以下离一；天若离一，反还为物”。“人有分于处，处有分于地，地有分于天，天有分于时，时有分于数，数有分于度，度有分于一。“列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寒者得衣，饥者得食，冤者得理，劳者得息；圣人之所期也。“同而后可以见天，异而后可以见人，变而后可以见时，化而后可以见道。 “盖言天地万物，同出一源；然既为万物，则各有其所当处之分各当其分，斯为至治。物所当处之分，出于自然，能知其所当处之分，而使之各当其分，斯为圣人。合天然与人治为一贯，乃哲学中最古之义也。
《环流》第五 此篇言”有一而有气，有气而有意，有意而有图，有图而有名，有名而有形。 “物无非类，动静无非气。” “物极则反，命日环流。”盖古哲学中宇宙论。又云“一之法立，而万物皆来属”， “言者，万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与亲也：非者，法之所与离也。是与法亲，故强；非与法离，故亡。”亦人事当遵循自然之意。又云： “命者自然者也；命无所不在，无所不施，无所不及”， “命之所立，贤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则定命机械之论也。
《道端》第六此篇原本自然，述治世之法，与第八篇皆多明堂阴阳之言。
《近迭》第七此篇言当恃人事，不当恃天然之福，而人道则以兵为先。颇合生存竞争之义。然云： “兵者，礼义忠信也。行枉则禁，反正则舍。是故不杀降人，王道所高；得地失信，圣王弗贵。”则仍仁义之师，异夫专以杀戮为威者矣。
《度量》第八此篇言度量法令，皆源于道。
《王鈇》第九 “王铁”二字，义见首篇：此篇中亦自释之。此篇先述治道，亦法自然之意。后述治法，与《管子》大同。
《泰鸿》第十此篇言“天地人事，三者复一”。多明堂阴阳家言。
《泰录》第十一此篇亦言宇宙自然之道。又日： “神圣之人，后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终。” “知先灵、王百神者，上德，执大道；凡此者，物之长也。及至乎祖籍之世，代继之君，身虽不贤，然南面称寡，犹不果亡者，其能受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庙、存国家者，未之有也。”按《学记》一篇，多言人君之学。《汉志》以道家为君人南面之术，观乎此篇，则可以知古代为人君者之学矣。
《世兵》第十二此篇大致论用兵之事。
《备知》第十三 此篇先言浑朴之可尚，有意为之则已薄，与《老子》颇相近。继言功名之成，出于时命，非人力所可强为。因言“费仲、恶来，知心而不知事；比于、子胥，知事而不知心。圣人者，必两备而后能究一世。”盖其所谓备知者也。
《兵政》第十四此篇言兵必合于道，而后能胜。
《学问》第十五此篇载庞子问“圣人学问服师也，亦有终始乎?抑其拾诵记辞，阖棺而止乎?”鹗冠子答以“始于初问，终于九道”。盖学问必全体通贯，而后可谓之有成。此即<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论语>“一以贯之”， “有始有卒，其唯圣人”之义也。
《世贤》第十六此篇借医为喻，言治于未乱之旨。
《天权》第十七此篇先论自然之道，而推之于用兵。亦多阴阳家言。
《能天》第十八此篇言安危存亡，皆有自然之理。又日： “道者通物者也，圣者序物者也。”又日： “圣人取之于势，而弗索于察。势者，其专而在己；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与第四篇义同。
《武灵王》第十九此篇亦论兵事。